王時敏隶书七言律诗轴220×55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朱毓魁，字文叔。桐乡县濮院镇人，家住濮院柳岸街。浙一师就读时为李叔同学生，乐石社成员，《乐石社社友小传》述其“通文学，精刻印，不加修饰，得浑厚之气”。乐石社第二届职员公举时，被聘为书记。
印藏中这二方落款文叔的印章，一方寿山石长方印，白文印面“息翁”，边款文叔，尺寸为1.9×1.1×3.1cm，另一方寿山石长方印白文“李哀”，边款哀公先生正之，文叔，尺寸为1.6×0.6×25c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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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长期被误读成另一名文叔——浙一师的教师黄元秀的篆刻作品。黄元秀是李叔同的同事，但是关于他的篆刻生平却不详。在印藏中乐石社五人合刻的印章边款中，可以看到此方印章的朱文叔边款与上述如出一撤，可以确定上述印章为乐石社的学子朱文叔所刻。
朱文叔幼年就读于濮院“翔云书院”，后曾做当铺学徒，工作之暇，手不释卷，当铺主人见他勤奋好学，即资助其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，与丰子恺先生为同班同学。1917年10月5日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、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、浙一师同学杨贤江在《学生杂志》第4卷第10号上共同翻译发表日本的井上哲次郎《意志之修养》。省一师毕业后，去日本深造，学成归国，执教于杭州师范。
1921年，他进上海中华书局，任中、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，编选国语读本《国语文类选》。参与中华书局的《辞海》的编纂与修订工作，贡献很多。此外又辑《初中学生文库》、《列子童话》、《左传故事》、《史记故事》、《百喻经寓言》等。他为了提倡普通话，特地编了《标准国音国语留声片课本》，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创举。1946年还曾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兼学校教材组主任。
他抗战前在沪期间，作为一个文化青年，经常向鲁迅先生求教，深得鲁迅器重。当1936年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出时，朱文叔痛失良师失声掩面痛哭，家人竟难以劝阻。他还与鲁迅好友许寿裳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。在抗日战争时，他力主民族气节，生活愈苦，操守愈坚。既而上海沦陷，成为孤岛，日寇威逼他，他大义凛然，不挠不屈，竟毅然跳楼自杀，恰巧那时他身穿一件宽大的夏布长衫；下跃时，纽扣脱开了一些，长衫被风鼓起，飘飘然有如一顶小小降落伞，减轻了骤然下坠的猛力，幸而没有殒命，但足部受了重伤，虽经多方疗治，还是不良于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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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朱文叔就自请入中央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机构，先后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任委员，在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审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。在编辑教科书之余，致力于汉语词汇的研究。1956年2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初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他受聘为审校委员，每一词目，都要字斟句酌，务求完善。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《斯大林全集》，朱文叔担任校读，对译稿的文笔，作了缜密的校正。他曾著有《深与浅》一书，被认为是研究汉语辞汇的范例。朱文叔治学严谨，钻研极深，涉猎甚广。无论旧学新知，好学不倦，嗜书成癖。他的卧室即是书房，书架成队，图书盈室，枕边床头，书卷成堆。他60岁时，老教育家叶圣陶有诗祝贺，其中有一联为，“旧学蜂成蜜，新知鲸吸川”，确非过誉。
朱文叔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为教科书的编纂和汉语研究做一辈子老黄牛，数十年兢兢业业，埋头苦干，默默无闻，不求名利，但求贡献。在担任了领导职务后，也是平易近人，自奉俭约。一身方正，两袖清风。1966年因积劳成疾，与世长辞，终年7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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